这种追问一直在某些人们心头萦绕着，并且被他们实践着，特别是后来的道家内丹派，将阳神出壳与飞升的理论发展得十分完备，并且声称这些理论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实践成功的。

总而言之“坐忘”理论的超越方式具有极强的内倾性，这种超越与凭借信念与强力改造世界的理念是相反的，但并不是意味着二者不可调和，相反二者具有互补性，一旦人类真正运用好了二者的互补性，那么人类离自由世界也就更近一步了。

十分值得说明的是，在现代化的社会里，人们的生活方式可以说有千百万种，其生命形态也是如此，这些似乎都已经不能够用某一个标准来划分优劣与高下了，但是一切价值的重新评判并不是永无止境的，它——人类的最终美好理想始终都不会脱离一种永恒理性下的最大自由，这种自由就是有序化的存在状态，它会始终要求人们在更大程度地拥有了外部世界的时候，更要牢牢地抓住自我之内心，所有的文明步伐都不能够不倾听心灵的真实呼声。

更何况当人们所有的心思都被外界的光彩所吸引，就容易发生一种危险——忽视内心世界的现代化构建，这种情况就是内与外、精神与物质、心灵与技巧等发展呈现出一种不平衡，以现代哲学与文学中的荒原现象其实就是一种上述情况的极度不平衡，这是一种单向不平衡，那就是在科技高度发达的外壳里，无数的仿佛是沙漠、荒原一般的心灵在苦苦挣扎着。当然危险的情况也并不仅仅如此，还有更多的或明或暗的变数。

就在这种形势下，道家的坐忘的超越方式就无疑地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关怀，它不仅仅在形而下的层面如养生等领域散发光彩，而且在形而上的层面上也有夺目的动人光芒。

当然也得说明的是，“坐忘”是一种历史理论，在人类的身心成长与社会变革进程中，其进步作用也是巨大的。

首先得说明的是，也最容易发生的情况是，借其名而违反生命的本意与初衷，即当生命面临危机时，不仅不去发奋图强，而构筑一个醉酒者的梦幻，并躲在里面麻木地虚度时光，这不是“坐忘”的成就，也不是真正的“坐忘”；

其次，“坐忘”的极强内倾性应该在一定的领域发挥巨大的作用；

再者，“坐忘”理论需要新的发展。在宋明理学时期，特别是王阳明，他已经把静坐修道作为一种应付现实世界的手段了，而不再追求禅定等宗教性的境界了。

明代养生家郑宣，写过一本很有名的《昨非庵日纂》，内中有一篇《坐忘铭》云:“常默元气不伤，少思慧烛内光。

不怒百神和畅，不恼心地清凉。

不求无谄无媚，不执可圆可方。

不贪便是富贵，不苟何惧君王。